人类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澳门新浦京娱乐官方网站,拉法格是值得深深尊敬的

原标题:钱满素:《店主的千禧年》和《中产阶级的摇篮》与美国的变革

  保尔拉法格(18411911)是卓越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法国工人党(1920年改为法国社会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历史科学方面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工作,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像列宁所说的,拉法格是值得深深尊敬的,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博学的传播者之一。[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中,拉法格可说是少数力图运用他们的方法研究文学史、语言、民间歌谣和神话的人之一。因此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遗产值得我们特别加以重视,我们应当对他的论著的重要意义及他所犯的错误,做出充分的估价,丰富、借鉴和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

宗教与改良运动

绝大多数美国人把拥有财产视为获取经济独立——以及自由——的关键,把婚姻看成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几乎没有人愿意到那种需要他们放弃这两者的社区中去生活。相对于乌托邦式的改良而言,更为普遍的改革冲动来自那些力图将男人和女人从外部的限制或内部的各种奴役形式(如酗酒、文盲以及犯罪倾向等)中解放出来的运动。酗酒之人,一位改良主义者宣称到,不能算是自由人;他们戴着酒精的镣铐,必然走向魔鬼的朗姆酒。许多这类的改良运动深受第二次大觉醒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正如复兴派的牧师所称,如果上帝把人创造成自由的道德使者,原罪之人不但能够自我改良,而且还能够重新创造世界。
宗教复兴将完美主义的观念广为传播,这种观念认为个人和社会能够永无止境地改良自身。纽约和俄亥俄的北部地区因为在19世纪20和30年代经历了大量的复兴活动,以烤焦了的地区而闻名。这些地区为这一时期改良运动和它们所期望的摆脱了原罪的社会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一些旧改良运动开始朝新的、更为激进的方向发展。禁酒运动(temperance,这个词的本义是指喝酒的时候要适可而止)就转变成为一场彻底废除饮酒的讨伐运动。与之相关的是,奴隶制的批判者们不再要求以渐进的方式来解放奴隶,而要求以立即和彻底的方式来废除奴隶制。

97年前的今天,1920年1月2日,禁止酿造和发售酒类的《沃尔斯特法令》在美国生效。长期以来,舆论界强烈主张禁酒,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已有2/3的州是“干”的。但是,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法令来最终完成禁酒的使命。

回顾人类历史,它似乎独立于人类意志,自有其行走轨道。这当然不是说人类历史与人类关系不大,人类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但人在利益和观点上千差万别,当他们试图将自己的意志作用于社会时,彼此合力所产生的结果往往与任何人的意志都不相符。在生活中,一个人也许能够感受到社会运动所带来的震颤,但他很难确切界定正在发生什么,对社会变化的过程及其意义进行梳理剖析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拉法格文学批评集》法文版的编者弗雷维尔告诉我们:拉法格关于民间文学、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工作,是在约莫十年之久的一个时期内进行的,从1885年到1896年。这些年月恰好是盖得运动的最重要的时期。[2]他从事学术研究的这个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日趋深化的时期。法国工人阶级已经经历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洗礼,尝过了法国资产阶级对起义工人的血腥屠杀,而在革命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那些政治力量(如布朗基主义和普鲁东东主义者们)的幻想,都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烟消云散了,如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败20年时写的、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的文章马克思所著《法兰西内战》一书德文版序言中所说,作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者普鲁东的社会主义学派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布朗基主义者的遭遇也并不好些,而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占了统治地位。[3]

禁酒运动

对于正在北部出现的中产阶级的成员来说,参与改良象征着拥有一种受人尊重的地位,表明个人不仅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敢于承担道德上的责任。1826年,美国禁酒协会(American
Temperance
Society)成立,其工作目标不光是挽救那些酗酒成性的酒鬼,也包括改造那些偶尔饮酒的人。该组织在19世纪30年代声称,它成功地说服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放弃了饮酒的习惯。1840年,个人的平均饮酒量减少到了10年前的一半还要多(在1830年个人饮酒量的顶峰时期,平均每人每年要喝7加仑酒,而现今每人的平均年饮酒量在2加仑左右)。19世纪40年代,华盛顿社(Washingtonian
Society)还把经过改良的酗酒者召集起来,举行经验交流会,由他们向公众讲述种种罪恶曾带给他们的痛苦。
禁酒运动和其他改良运动也招致了很大的敌意。一人眼中之罪恶往往是他人眼中之幸福或珍爱的习惯。与从宗教复兴中获得再生的、戒酒的和在礼拜日遵守宗教规范的人相比,那些喜好在礼拜日尽情休闲和娱乐的人或愿意不时饮酒的人决不认为自己比前者缺少道德感。

美国为什么颁布禁酒令?

约翰逊的《店主的千禧年》和瑞安的《中产阶级的摇篮》对研究19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做出了贡献。当时美国正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突然而决定性的农业商业化的革命、领土的飞速扩张、工业革命的开始、城市的持续发展、政治的民主化——这代人的变革将小镇自治的杰斐逊共和国变成了喧闹的杰克逊资本主义民主。”这自然是人类历史上一道叹为观止的风景,也是一个激发史学家学术好奇的疯狂年代。

  法拉格在青年时代,曾经是普鲁东主义的信徒,也曾信仰过布朗基主义。我们知道,不论是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普鲁东主义,还是以阴谋学派的精神培养起来的布朗基主义,都由于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把它们推进了自己的坟墓。而拉法格于1865年会见马克思,并在马克思的教导和影响下,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同盖得(后堕落为机会主义者)一起,缔造了法国工人党,参加了法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从此,不论在国内或流亡国外,他都没有离开过革命斗争。即使在1885年由于为工人罢工辩护而被反动统治者投入监狱,他仍然坚持在狱中写作了著名的文学论文《雨果传说》,把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倾吐在文章里。对于拉法格一生的活动,列宁在他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在拉法格的身上结合着两个时代:一个是法国革命青年同法国工人为了共和制的理想进攻帝国的时代;一个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定的阶级斗争、迎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的时代。[4]

改良派的批评者

许多美国人把改良运动看成是一种对他们自由的攻击。饮酒是类如民兵聚会等各种欢庆活动和事件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同殖民地时期一样,在19世纪早期的城镇里,酒店是工人们喜好的聚会场所,他们不光在这里饮酒,而且也讨论政治,这里还是供组织开会和开展大众娱乐健身的地方。一位住在马萨诸塞伍斯特(Worcester)的热爱自由的公民问到,一群公民凭什么规定其他公民应如何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
美国天主教徒的人数随着爱尔兰和德国移民的到来而不断增长;他们对改良运动充满了敌意。天主教徒对自由的理解与新教改良派非常地不同。他们把原罪看成是个人和社会无法摆脱的负担。在他们看来,那种认为罪恶可以从世界上消失的完美主义说法有悖于真正的宗教信仰。他们毫不留情地反对改良派的努力,认为这种努力无异于一种将新教道德观强加于人的做法。当改良派大谈人是自由的道德使者时,天主教徒并不刻意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而更看重以家庭和教会为基础的社区的重要性。纽约市红衣主教约翰休斯(John
Hughes)是美国最重要的天主教会的领袖人物,他宣称说,人并不是一个自主的生命,而因他的天性,注定是社会的一员。

如果要全面地解析禁酒令的社会背景,恐怕要花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因为它关系到美国的宗教、政治、社会文化等等众多因素,甚至与当时的一战背景都密不可分。简单地说,这一是次由宗教背景、进步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共同推动下的,为了解决高犯罪率、家庭暴力、移民矛盾等等社会问题所进行的一次文化战争。

这两本书之所以有可比性是由于以下几个共同之处:第一,研究的时代和内容相近——约翰逊写的是1815—1837年,瑞安写的是1790—1865年。两本书都追溯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中的一些因果关系,精彩叙述了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如第二次大觉醒、禁酒运动、废奴运动、严守安息日主义、公社性团体、政治党派和家庭重组。

  拉法格研究民歌,目的在揭示出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变化;研究神话,目的在戳穿现代资产阶级的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拉法格把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原理,运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具体地分析了民间文学、乃至人类文化史的种种现象。他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用锐利的批判的锋芒批驳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间文学理论。

改良主义者与自由

改良主义者必须要在创建道德秩序的愿望与对增强个人自由的追求这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妥协。他们为此采用了一种新的自由观,即自由既是解放人的,同时又是约束人的。改良派坚持说,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帮助美国人享有真正的自由。改良派看到,个人自由在当时越来越意味着得到机会、参与经济收入的竞争和改变个人的待遇,他们大谈将美国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这些不同种类的奴役形式——从奴隶制、酗酒、贫困到罪恶——使得个人难以获取成功。
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者又坚持提出通过自我约束而获得一种自我成就感。他们对自由个人的定义是一个能够把自制变成一种内在自觉行为的人。1843年从德国移民来到宾夕法尼亚的牧师菲利浦沙夫(Philip
Schaff)写道,从美国的观点来看,真正的民族自由决不是限制的缺席;相反,自由是建立在一种道德基础以及每个公民自我拥有和自我控制的美德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改良主义者认为,美国社会拥有过多的自由——类似于约翰温斯洛普曾经在马萨诸塞清教时代警告过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然自由,它们与富有道德正义感的公民应拥有的基督教自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自由。
许多东部的宗教群体担心,西部的定居者和外来移民缺乏自制的能力,过着一种充满恶习——如酗酒、违反礼拜日的教规和缺乏新教虔诚感等——的生活,他们组成了美国宗教手册协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美国圣经研究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和其他类似组织,负责向东部城市和西部边疆地区发送圣经和鼓吹宗教价值观的传单。1825—1835年,手册协会发送的宗教传单加起来一共有5亿页。改良派对自由的理解,以及他们利用新型印刷技术的能力对这一时期的改革运动都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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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院的发明

这一时期改良运动中的解放与控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新体制的创建过程中也非常明显。改良主义者希望通过这些新的机构把人改造成为自由的、道德高尚的公民。殖民地时期,对于犯罪行为的惩罚大多是采用鞭笞、罚款和流放的方式。穷人在自己家中接受救济,孤儿一般在本社区中安置,精神病患者则是由各自的家庭来照顾。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人开启了一个体制建设的计划,这些体制包括监狱、济贫所、精神病院和孤儿院。这些机构在许多方面很不相同,但它们与公社主义者和信奉完美主义的宗教改革派共享一种理念,即那些过去被视为无法救治的社会疾病是可以被消灭的。治疗这些令人反感的社会成员的方法,就是将受到传染的人和尚未成人的年轻人置放在一个能够转变他们素质的环境中。监狱和精神病院最终会变得十分拥挤,对犯人和病人的改造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些人关在这里,让他们远离社会。然而,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机构的确受到这样一种理念的影响,即那些在这些机构中呆过的人都会变成生气勃勃的、具有自律的公民。澳门新浦京娱乐官方网站 3公立学校
内战前最大的体制建设是建立公立学校的运动,即由政府税收支持的、面向所有儿童开放的学校体制。19世纪早期,大多数儿童是在地方资助的学校、私立学校、慈善学校或在家里接受教育,还有许多的儿童根本就无学可上。学校改革同时代表了改革运动的好几个目的。霍勒斯曼(Horace
Mann)是马萨诸塞的一位律师和辉格党的政治家,担任过该州的教育委员会的总监,他是这个时期教育改革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写作的年度报告在全国广泛地传阅,报告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解放与社会控制结合在一起。
曼无疑是支持在本州出现的新型工业秩序的。但他提出,要实施全民公立教育,让所有阶级背景的儿童拥有一个共同的学习经历,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争取进步,从而恢复平等在一个断裂社会中的位置。教育将会使所有人的条件变得平等起来——事实上,它可以是工业社会相对于移民西部去购买农场的另一个选择。早期的劳工运动也分享这种观点——免费的公立教育是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与此同时,曼认为,学校可以将学生从那些在管教孩子方面失职的父母手中拯救过来,增强社会的稳定。素质构建与阅读、写作和算术是同等的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学校的无声课程——即服从权威、严格守时、根据随上下课的铃声而变化的预设时间段来安排自己的时间——都在帮助学生为在新工业经济中求职做准备。
曼认为,学校是训练自由的个人的——即那些已经将自律自制的要求内化了的人。然而,他也遭遇了来自学生父母的反对,后者不愿把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权利拱手交给老师和官僚。尽管如此,在劳工组织、工厂主和中产阶级改良人士的支持下,每个北部州都在1860年建立起了面向本州所有儿童的、由政府税收支持的公立学校系统。公立学校运动第一次为妇女创造了一种真实的职业生涯,妇女们很快就主导了教师的行业。在南部,识字的黑人被不断看成是对当地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种植园主们又不愿意交税来支持面对贫穷白人孩子的教育,所以,公共教育就落在了北部的后面。这也是南北双方在发展上越来越走向分道扬镳的一个方面。

美国具有很浓厚的清教徒传统,很多人追求一种“清廉”的生活。19世纪中期,美国一些地方的居民开始寻求以法律手段制裁酒徒。这种呼声渐渐得到全国范围的呼应,以维护传统家庭为己任的妇女组织更是其中的主力军。

第二,两本书都将重点放在中产阶级的兴起,并从这一新兴阶级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两位作者都以中产阶级作为研究样本并非偶然,因为正是中产阶级在这次变革中获取了资本,从而有能力来对社会施加影响,从而值得关注。

  拉法格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1886年第一次用法文发表在《新杂志》上)中写道:在各族人民中,婚姻曾经产生了为数甚多的民歌,同时也形成了稀奇的婚俗;博古的学者搜集了这些材料,而历史学家却很少利用这些材料来追叙往昔人民的社会风俗。而在这篇论文中,我将用这些材料(指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笔者)来回溯父权制家庭的起源。作为一个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地研究了19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文学的文学批评家,他在这篇文章里用这样的方式提出了民间歌谣的历史价值问题。

清教是美国文化最主要的源头,在那时,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也就是第一批欧洲移民的后代,无不从小受着清教文化的熏陶,他们恰恰成为了最保守的大多数。在反对奢华纵欲、主张勤俭节忍的清教传统之下,让人们反对饮酒的理由可以有一万个:饮酒伤身、醉酒闹事、酒后危险工作……归根结底,酒是万恶之源。

第三,两本书都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挑选一个特殊的地点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约翰逊选择了罗切斯特,瑞安选择了奥尼达镇,两地都位于纽约州的“燃烧地区”。

  关于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资产阶级民间文学研究家们作了种种歪曲的解释,把民间文学说成是毫无艺术价值可言的古代野蛮民族的化石,从而证明劳动人民和落后民族是野蛮不化的劣等民族,应当永远受本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奴役。

进步主义运动-后工业化的应对

虽然有这些共同之处,但两书并不彼此重复。正如副标题明确表示的那样,约翰逊的重点在社会和宗教复兴,瑞安的重点在家庭。约翰逊的书具体、简明、发人深省,与瑞安的书一起读时,显得男性化,而后者则显得女性化。由于他们研究的时期是男性主导的,因此约翰逊的书也许更容易反映当时的历史主流。

  拉法格既重视民间歌谣的历史价值,指出人民的口头歌谣即使没有别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民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情感;同时又重视民间歌谣的艺术功能,他说这种出处不明,全凭口传的诗歌,乃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人民向它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他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也许是受了特••拉•维勒马该和甫里埃尔的影响,因为它在这段文字后面接着引用了维勒马该的话:这是人民的各种信仰、家庭与民族历史的贮存处。但这的确是他本人的看法,他的这个看法是从对大量的材料的分析中得出来的,而不是凭空的臆造。

19世纪末的美国,刚刚结束了工业化,社会变迁剧烈,随之产生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显着、劳资冲突加剧,移民大量涌入,财富支配权力、贪腐现象滋生,物质主导下的社会传统道德受到挑战……社会秩序在方方面面受到巨大的扰动。面对这样的现实,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发起了这场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运动。简单地概括进步主义,就是主张加强联邦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监管,以促进社会的全面改善。在进步主义的推动下,出现了大量道德立法、社会立法和管制立法,禁酒令的颁布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罗切斯特的宗教复兴运动随着1830年福音派牧师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的到来而开始。约翰逊在探索该运动的背景时,首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此前几年中所发生的经济变化。当地优越的地理条件——瀑布作为完美的厂址——吸引人们在1812年来此定居,1823年伊利运河又将此地和纽约市连接起来,罗切斯特一夜之间暴发了。农业迅速商业化,制造业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悄然无声地蚕食了家庭作坊经济。随之而来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几个分离——业主与工人的分离、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的分离、劳作和闲暇的分离。新的阶级形成了:中产阶级从原先的社会精英中脱颖而出,而工人阶级不再居住和工作在主人的屋檐底下。工人一旦与他们的师傅兼主人分开后,身份便陡然下降,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从此发轫,城市骚乱和政治分裂也随之而来。然而政府软弱无力,精英们丧失了对社会的控制,中产阶级深感受到威胁。在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革后,必须找到新的平衡,也必须找到新的道德和宗教诠释来巩固新的社会秩序,将其理性化。父权制的家庭作坊曾将雇工徒弟悉数包括在内,它的瓦解即刻产生威权真空,其繁多的功能必须由其他机构来替代完成。

  民间歌谣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而成的。人民群众只是在受到现实生活的激发时才歌唱,因此,他们不用、而且用不着任何的巧饰,他们的歌声是自发的、逼真的。拉法格这样比拟民歌的真实性:民歌由于这种真实性和确切性,……获得了任何个人作品所不可能具有的历史价值。

女权主义运动-迂回的维权

被逼进困境的罗切斯特中产阶级欢迎圣灵降临节的到来,查尔斯·芬尼被请来宣讲福音。政治权力所不能完成的,宗教和平而成功地完成了。相比由政府施加的外在约束,由宗教灌输到人内心的自我克制既容易接受,又更为有效。辅以些微强制或诱惑,人们就被规劝在教堂里度过更多的时间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了证明自己的皈依,他们戒酒、勤奋、节俭、顺从、自我约束,更重要的是——依照福音主义说的“上帝将人造成道德自主者”。主人们现在不再需要对他们雇工的不轨行为负责,工人们作为道德自主者,必须为自己负责。

  拉法格正是持着这样的观点和意图对有关婚姻的歌谣和礼俗进行了考察和研究,通过对这些歌谣的内容上和艺术上的特色的分析,从其中的反映的父权制的残余,进而追溯到父权制的风俗,分析了父权制家庭的经济关系,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的变化。像其他有见地的研究者一样,拉法格一接触到关于婚姻的歌谣及礼俗的实际材料,便发现这些歌谣充满了忧郁的、凄惨的情调。虽然各种宗教、各国政府都以敬意和隆重的仪式来尊重婚姻,哲学家、教士和政治家都把婚姻看作是家庭的基础,看作是保证妇女的地位和对妇女保护与重视的制度,然而,在这种绵延若干世纪的庄严隆重的仪式上,民歌却发出不谐和的噪音,民歌给妇女们描写家庭生活时用那样阴暗的腔调,民歌中的怨声是连绵不断的。这种凄凉、阴暗、不和谐的情调由何而来?拉法格不是到艺术本身的特性中,而是到社会生活中去寻找这些艺术的因素的根源。他首先从伴随着人类童年而产生的原始宗教仪式得到启示,他说:由于任何宗教仪式都必须有牺牲,在婚礼中扮演牺牲角色的恰好是新娘。大家唱的传统的歌也好,给她当场现编的歌也好,都和众人的欢乐形成奇怪的对比。但是,拉法格也指出,民歌和仪式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之一,它们的最基本的根源,还是在社会生活之中。所以,当他引述并分析了许多反映妇女对于婚姻的畏惧情绪的民歌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民歌中所表达的对于婚姻的畏惧,并不是由于害怕经济困难所产生的情绪,因为出身于不愁衣食的社会阶级的姑娘们,同样地有这种畏惧,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在于男权中心的家庭生活使妇女们战战兢兢。等到父亲的专制权威趋于缓和,家庭集体主义消灭之后,这种畏惧也就消失了。

其实,禁酒令是女权主义运动”围魏救赵”的结果。在十九世界上半叶,美国通过的第14次宪法修正案,赋与了黑人同白人一样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废奴运动的全面胜利,而在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女性群体起到了主力作用;同样地,女权主义者也极力地投入到禁酒运动当中,她们强调,酗酒是造成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她们主张禁酒改变男性的行为,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是为了使得女性可以在家庭里拥有与丈夫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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